在山西抗战文学的篇章中，作家们从不同角度描绘民众的精神觉醒，那些看似平凡的“小人物”，身上却蕴含着整个民族最坚韧的力量，而这种独特的视角，还延伸至女性群体，展现出她们在抗战岁月里别样的风采。
山西作家、版画家力群的短篇小说《野姑娘的故事》（发表于1939年《文艺战线》）便是这样一部作品。讲述了山西山村姑娘贵莲从遭受压迫到觉醒、最终投身抗战的故事。开篇，将读者带入山西一个闭塞的山村。贵莲，这个被称作“野姑娘”的女孩，从出生起便被贴上了“克父母”“命硬”的标签。她的生辰属羊，又生于正月初一，被视为不祥之兆，偏偏四岁时母亲又去世，使得父亲对她的厌恶与日俱增。她像一头猪一样被养在家里，衣服又脏又破，头发永远都是乱蓬蓬脏兮兮的，身上还有黑虱子。父亲只等待她长大后，卖出去换钱。小说中，贵莲的命运就是旧社会底层女性的缩影，她们被剥夺了人格尊严，成为家庭的负担，甚至是商品。说贵莲“野”，不只是她的大脚、她粗鲁的说话和行为，还有被家庭和社会抛弃后所形成的“野”的生存方式。她没有接受过教育，也没有人关心她的成长，确实令人扼腕。力群在小说中将旧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具象化，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封建迷信、父权制和贫困对女性的摧残。
抗战的爆发，彻底改写了贵莲的命运轨迹。随着抗日军队的到来，封闭的山村被打破，新的思想开始涌入。贵莲与决死队女兵的接触，成为她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。这些女兵让贵莲第一次意识到，自己可以改变命运，也可以成为抗战的一员。于是，她瞒着父亲，悄悄地跟上部队离开乡村，还更换了名字。这个举动，实则是主体意识的第一次觉醒。在随营学校里，她学习非常刻苦，吃苦耐劳，同志们都很喜欢她。作家在刻画成长时，避免了理想化叙述，小说的细节如实呈现了贵莲“克服不讲卫生的习惯”等具体改变，细腻地展现她的蜕变历程，使人物形象更具说服力。毕业后，她担任民运队队长，被派往前线工作。
展开剩余55%小说结尾，贵莲回到了家乡，得知父亲被日本人杀害，这让她更加坚定了抗战的决心。她的变化让全村人感到震惊：曾经被嫌弃的“野姑娘”，如今带着荣光归来，成为全村的骄傲。她的大脚，曾经是被嘲笑的对象，如今却让妇女们羡慕。临走的时候，贵莲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白粉笔，在墙上歪歪扭扭地写下十三个大字——“不愿做奴隶的妇女们快起来吧！”这哪里是标语，这分明是一个灵魂获得自由后的呐喊，是对万千被压迫女性的有力感召！在民族危亡的时刻，无数像贵莲一样的普通妇女走出家庭，投身抗战，她们或许不识字，或许裹着小脚，却在战火中成为一名钢铁般的战士，也成为民族解放的重要力量。
力群在《我是怎样写起小说来的》中提到，《野姑娘的故事》是以他妹妹的经历为原型创作的，同时融入了家乡童养媳、贫苦人家姑娘的悲惨遭遇。这种基于现实的创作，使小说具有强烈的纪实性与感染力。周扬曾特别称赞这部作品“写出了新女性的真实形象”。作为版画家，力群以犀利的笔触，描绘贵莲从最初蓬头垢面的山村少女，到跟随女兵学习、受到新思想洗礼的革命战士，再到用粉笔写下的觉醒的宣言的蜕变过程，这一形象更以小见大，映照出更多的女性群体的觉醒之路，和被压迫者追求自由的普遍人性。抗战时期，动员千千万万的民众投身到民族解放斗争中是极为迫切的任务，《野姑娘的故事》以文学之力承担起这一特殊的使命，同时，又成功塑造了一个既有个性、又富有时代特征的女性形象，为抗战文学的人物形象增添了新的元素。
值得我们关注的是，《野姑娘的故事》独特的价值还在于，它将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这两个重大主题融合在一起。旧社会，妇女地位极其卑下，尤其是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的山西农村，妇女被剥夺了做人的尊严。力群通过贵莲这个形象告诉我们：女性只有冲破封建枷锁，解放出来，恢复做一个人的资格，才能实现自我的觉醒。而抗战的爆发，给民族解放、妇女解放提供了契机。一方面，民族危亡之时，需要动员包括妇女在内的广大社会力量；另一方面，战争带来的社会变革又为妇女觉醒创造了条件，作品召唤着被压迫的妇女们挣脱枷锁，实现自我价值。这样的叙述，使作品获得了更多的时代意义。
这或许就是经典的力量。《野姑娘的故事》所展现的为尊严、自由而拼搏的故事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读者，它告诉我们，在追求解放与自我价值实现的道路上，我们必须永不言弃，无畏前行。
吴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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